经济学有用吗？

作者：赵晓

一个老问题

最近和一位朋友在微信群里讨论了几天，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经济学到底有没有用？在他看来，市场经济的辉煌是百姓创造的，企业的成功是企业家“试”出来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多半是纸上谈兵。

其实，许多企业家心里也都有这个疑问，只是未必说出口。讨论到最后，我发现这位朋友本人就写过一本研究股市制度的专著，送到过监管部门的案头，却始终无人理会。他对经济学的不满，说到底是对“学问无用于世”的不平。

这让我想把问题说得更完整一些。我的回答分两层：经济学有用，而且大有用处；但学理本身解决不了问题。两层都要说清楚，才算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济学的用处，不在教人发财

先要澄清一个误会。经济学从来不是教人如何发财的学问。企业家的成功，靠的是对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的判断，靠试错、冒险乃至运气。1945年，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早已指出，这种分散的、默会的知识，任何学者和官员都替代不了。早在1921年，奈特（Frank Knight）就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说明，企业家的利润正是承担不可计量的不确定性的回报。经济学家最早、也最透彻地讲明了企业家为什么不可替代。

经济学的用处在别处。它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在什么样的规则下行动，这些规则如何塑造他们的选择，为什么有的社会人人奋发、财富涌流，有的社会却彼此消耗、停滞不前。

举一个我们这一代人都熟悉的例子。当年的国营工厂大多常年亏损，却很少倒闭。身处其中的厂长和工人天天经历这一现象，却说不清缘由。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把它提炼为“预算软约束”：亏损有国家兜底，企业便失去了节约成本、改进产品的压力。这个概念一经提出，许多人恍然大悟，它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国企改革的思路。这就是经济学的用处：把千百万人习以为常却说不清楚的事情讲明白。

最大的用处，是常识

不过，在我看来，经济学最重要的价值，未必是高深的理论，而是让人们懂得并尊重经济学的常识。哈耶克晚年在《致命的自负》中写道：“经济学的奇特任务，在于向人们表明，他们对自以为能够设计的东西其实所知甚少。”

对治理者而言，最危险的是蔑视市场规律，自以为能够驾驭市场。计划经济的失败，根源正在于此。限价导致短缺，管制催生黑市，补贴造就僵尸企业，这些都是违背常识的代价。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除了轰炸，摧毁一座城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房租管制。

对普罗大众而言，最危险的是以为经济学没有用，于是相信天上掉馅饼，追逐不可能的高回报，最终被市场狠狠教训。前些年P2P接连爆雷，多少人血本无归，缺的往往不是高深知识，而是“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这一条常识。

一百多年前，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说，好经济学家与坏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前者既关注到看得见的结果，也关注到看不见的结果。经济学家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把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讲给所有人听。

经济学也能参与制度的创造

经济学还有更积极的用处：参与制度的创造与改进。

人类最根本的制度，如货币、市场、产权，大多不是任何人设计出来的。用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话说，它们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但“非设计”不等于“无人参与”。制度的演化，是市场企业家、推动改革的制度企业家、阐明和传播新观念的知识企业家，以及千千万万普通市场主体共同完成的。经济学家是知识企业家中的一员。股份制不是中国经济学家发明的，但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论证与呼吁，让它在中国被理解、被接受、被推行，就功不可没。

至于经济学家直接设计并成功运行的制度，也不少见。罗斯（Alvin Roth）设计的肾脏交换匹配机制，挽救了大量生命；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威尔逊（Robert Wilson）设计的频谱拍卖，让稀缺的公共资源流向最能有效利用它的企业。他们分别获得了2012年和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理为何解决不了问题

说了这么多用处，问题来了：既然经济学有用，为什么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几十年都解决不了？

以中国股市为例。早在2001年，吴敬琏先生就批评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还有规矩”。二十多年过去，研究中国股市的论著汗牛充栋，开出的药方不计其数，我那位微信朋友的专著也是其中之一，可股市的痼疾依旧。问题不在没有人研究，也不在没有人懂。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通论》的结尾写道，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的影响，其实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他还说，迟早有一天，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这是一个学者的乐观。现实往往相反：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起决定作用的恰恰是既得利益，而不是思想。李克强总理曾说，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这是从权力内部说出的大实话。

经济学自己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指出，监管机构往往被它所监管的行业“俘获”，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奥尔森（Mancur Olson）指出，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能够长期阻挠有利于全社会的改革，一个国家的衰落往往由此而来。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公共选择理论更是提醒我们，官员和政治家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不能浪漫地假定他们天然代表公共利益。

我早年在国家经贸委经济政策协调司，也就是后来的产业政策司工作，对此有切身体会。那时的产业政策就要求优先安排某些产业的企业上市。股市从一开始就承担着为特定产业、特定企业融资的政策任务，而不是让资本自由地寻找最好的企业。在这样的体制下，官员只听上面的，不听专家的。官员从来不听权威的，因为他们自己才是权威。学者的药方写得再好，也只能放在案头。

根本问题在权力

所以，经济学有用，但学理本身解决不了问题。知识要变成好的制度，中间隔着权力。

诺斯（Douglass North）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在1989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研究了英国光荣革命，他们发现，英国之所以能建立起繁荣的金融市场，关键在于议会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使政府对保护产权的承诺变得可信。市场需要尊重产权，而产权不仅需要现代产权制度，更需要能够约束权力的现代政治制度。没有后者，前者只是纸面上的规定；企业家以为依附权力便可安全，到头来往往被权力所伤。

这里还要防止另一种误解：以为只要让懂行的专家来管，问题就能解决。“专家治国”同样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提醒我们，任何人，无论多么聪明，都不可能掌握足以设计整个经济的知识。真正的出路，不是让更聪明的人掌握不受约束的权力，而是让权力受到约束，让规则高于权力，让分散的知识能够通过市场和公共讨论自由地发挥作用。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学的知识才能真正流入制度，学理才能变成现实。

换句话说，经济学走到尽头，遇到的是政治学；而制度经济学最深刻的结论之一，恰恰是：经济问题的根子，往往不在经济，更不在经济学知识。

经济学家能做什么

那么，经济学家是否就无能为力了呢？也不尽然。

思想的作用常常是长期的、间接的。它不能直接改变权力格局，却能在历史的窗口打开时提供方向。1985年，在长江上举行的“巴山轮会议”上，科尔奈、托宾（James Tobin）等经济学家与中国的学者和官员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科尔奈的思想由此在中国广为传播，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改革思路。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起步，固然因为权力打开了窗口，但窗口打开之后往哪里走，离不开此前多年的思想准备。

所以，经济学家的责任，是看清病根，说出真话，普及常识，为制度变革准备思想。他们不能代替企业家做决策，也不能代替掌权者做决定。但他们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白：哪里是常识，哪里是自负；哪里是市场的规律，哪里是权力的任性。当足够多的人明白了这些，改变就有了可能。

结语

经济学有用吗？有用。它的用处不在于教人发财，而在于让人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则，让治理者少一些自负，让百姓少一些上当，让好的制度有可能被识别、被阐明、被建立。

但经济学不是万能的。学理能指出病根，却不能代替手术；能开出药方，却不能强迫人服药。在权力不受约束的地方，最好的经济学也只能放在案头。这不是经济学的失败，而是它最深刻的发现之一：一个社会的繁荣，最终取决于权力是否受到约束，知识能否自由地流动，规则能否高于权力。

这是经济学的局限，也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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