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尊神，一个神座——纳粹与苏联：拜的神不同，体制却相同

作者：赵晓

纳粹叫“国家社会主义”，那它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它和苏联是死敌，为什么又能签约瓜分波兰、在桥上交接犯人？本文从一座桥的故事讲起，看两个体制在经济上如何同出一源，在政治上如何同一坐法，又在哪里根本不同。

1940年2月：布列斯特的一座桥

1940年2月初，布列斯特，布格河上的一座铁路桥。

一列火车从苏联方向开来，停在桥的东头。车上走下一群衣衫褴褛的人，男男女女，大多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苏联内务部（NKVD）的军官点完名，把他们押上桥。桥的西头，站着另一群穿制服的人：德国的党卫队和盖世太保。

这群人里，有一位三十八岁的德国女人，叫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她的丈夫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曾经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纳粹上台以后，夫妇俩辗转流亡到了“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1937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他被捕、被枪决。她自己被判劳改，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劳改营里熬了将近两年。

现在，苏联人把她，连同一批同样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共产党人和反纳粹人士，亲手移交给了纳粹。据后来的研究，类似的移交，在1939年到1941年之间，涉及数百人，其中还有犹太人。

她从苏联的古拉格，直接走进了纳粹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在那里又被关了五年，直到1945年4月才逃出来。后来，她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在两个独裁者治下：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囚徒》。

桥的东头和西头，制服的颜色不同，旗帜不同，口号也不同。可是，对桥上的这个女人来说，两头是同一个地方。

这篇文章，就想讲讲这座桥：为什么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在桥上交接起犯人来，竟然如此顺手？

一个名字引出的问题

前几天，和朋友讨论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他问了一句：纳粹和苏联，不都是社会主义吗？纳粹不就叫“国家社会主义”吗？

这个问题，在今天的西方是一个吵得很凶的话题。一边说：纳粹当然是社会主义，名字都写在那里；另一边说：纳粹是极右翼，是资本家的打手，跟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说它是社会主义，是右派的抹黑。我的看法是：两边各说对了一半。要说清楚，得先看名字，再看党纲，再看体制，最后看拜的是什么神。

先看名字。纳粹党的全称，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NSDAP）。“纳粹”（Nazi），就是前两个音节的简称。中文习惯译成“国家社会主义”，其实德文里的national，更接近“民族”，译成“民族社会主义”更准确。这一点不是小事，后面会讲到：这个“民族”，正是它拜的那尊神。

再看党纲。1920年2月，纳粹党在慕尼黑公布了《二十五点纲领》。里面除了大量的民族主义和反犹条款，还写着：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把一切已经形成托拉斯的企业收归国有；大企业的利润要与工人分享；实行土地改革，无偿征收用于公共目的的土地。

单看这几条，放在当时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里，都不显得突兀。

同一个源头：1916年的德国战时经济

不过，名字和党纲都可能是幌子。真正要看的，是上台以后怎么做。

在讲纳粹的经济之前，我想先讲一段很少有人注意的前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实行了一套空前的战时统制经济。1914年，工业家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战争部设立了“战时原料局”，统一调配全国的原材料；1916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掌握最高统帅部，推出“兴登堡计划”，全面动员工业生产，接着又颁布法律，把劳动力也纳入了国家调配。

有一个人，对这套体制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列宁。

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写道：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邮政称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范例；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一样。1918年5月，他又写道，大意是：德国和俄国，一个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产条件，一个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两者就像一只蛋壳里孵出的两只小鸡。也就是说，列宁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有相当一部分，是照着德国的战时经济画出来的。

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后来把社会主义分成两种模式。一种是“列宁模式”，或者说俄国模式：生产资料直接收归国有，企业由政府官员经营。另一种，他称为“兴登堡模式”，或者说德国模式：私有产权在名义上保留，工厂还挂着老板的名字，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谁、卖什么价、雇谁、付多少工资，都由国家决定。老板，变成了国家的“厂长”。

两种模式，同出一源，都长在1916年德国战时经济这块土壤上。一支往东，在苏俄长成了国有计划经济；一支留在德国，二十年后，在纳粹手里长成了统制经济。

纳粹的经济：产权的外壳，国家的支配

纳粹1933年1月上台。接下来几年，德国经济发生了什么？

1933年5月2日，纳粹冲进全国各地的工会办公室，查封财产，逮捕工会领袖，取缔了一切独立工会，代之以官办的“德意志劳工阵线”。工资不再由劳资谈判决定，而由国家任命的“劳动受托人”来定。

1933年7月，政府颁布法律，可以强制企业加入卡特尔，也就是行业垄断联盟，方便国家统一管理。1934年起，经济部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推行“新计划”，国家全面控制外汇和进口：哪家企业能进口什么原料，由政府审批。

1936年10月，希特勒任命戈林（Hermann Göring）主持“四年计划”，目标是在四年之内让德国经济做好战争准备。11月26日，政府颁布《价格冻结令》，把全国几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冻结在当年10月的水平，并设立“价格形成帝国专员”，任何涨价都要经过批准。

到了这一步，德国的企业主手里，还剩下什么？

经济学里有一个很有用的分析工具。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特（Oliver Hart），以“不完全契约”理论闻名。1986年，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和哈特提出：所有权的本质，不是那张产权证，而是“剩余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 rights），也就是在合同没有写明的情况下，由谁说了算。

用这个标准一看，就很清楚了。纳粹德国的企业主，手里拿着产权证，可是价格不能定，工资不能定，原料不能自己买，产品不能自由卖，连投资方向都要服从“四年计划”。剩余控制权，已经到了国家手里。产权证还在，所有权的实质却被抽空了。

还有一个更刺眼的事实。从1938年起，纳粹大规模推行所谓“雅利安化”：犹太人的企业、房产和财物，被以象征性的价格强制转让，或者干脆没收。这说明，在纳粹德国，财产权不是人的权利，而是国家的恩赐：你是“民族同志”，并且听话，你的财产就暂时归你；你被划出了“民族”，你的财产就随时可以被拿走。

这和苏联的区别在哪里？苏联是把所有权连同产权证一起收走；纳粹是把产权证留给你，把支配权收走，而且随时可以连产权证一起收走。用米塞斯的话说，一个是“列宁模式”，一个是“兴登堡模式”。

两种模式的结局也很相似：都绕不过米塞斯和哈耶克当年提出的那个“计算问题”。价格被冻结，就不再传递信息；短缺、配给、黑市，接踵而来。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后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称为“短缺经济”，这个词，用在战时的纳粹德国，也大体合适。

1948年6月，西德货币改革，主管经济的艾哈德（Ludwig Erhard）趁机一夜之间取消了大部分价格管制，这被视为“德国经济奇迹”的起点。很多人不知道，他取消的那套价格管制，有相当一部分，正是纳粹1936年的《价格冻结令》留下来的。战后的盟军占领当局，原封不动地沿用了它。德国经济的奇迹，是从拆掉纳粹的价格体制开始的。

同一种政治：under party

经济上，两者是同一棵树上的两根枝；政治上，就更像了。

1951年，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第一次把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放在同一本书里分析，称之为同一种新的政治形态：极权主义。1956年，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后来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在《极权独裁与专制》一书中，总结了极权体制的六个特征：一套包罗万象的官方意识形态；一个由领袖领导的群众性政党；由秘密警察实施的恐怖；对大众传媒的垄断；对武器的垄断；对经济的中央控制。

拿这六条去对照，纳粹和苏联几乎一条不差。

一个党：纳粹党与苏联共产党，都把自己置于国家之上。纳粹叫“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把一切社会组织，从工会、青年团体到集邮协会，统统纳入党的系统；苏联则从一开始就没有给独立社会组织留下空间。

一个领袖：一个是“元首原则”（Führerprinzip），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一个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在“民主集中制”的名义下，权力层层集中到一个人手里。

一支秘密警察：一个是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一个是契卡、格伯乌和内务部。

一张营地网：纳粹1933年3月建起了最早的集中营之一，达豪；苏联1930年设立了劳改营管理总局，也就是“古拉格”。

一套宣传机器：一个是戈培尔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一个是党的鼓动宣传部。

一代被塑造的孩子：一个是“希特勒青年团”，一个是少先队和共青团。

我常用几个英文短语来区分统治的形态。under man，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古代专制；under men，是几个人说了算的寡头统治。这两个体制，却是under party：一个自称代表了历史或民族意志的政党，凌驾于一切之上。与之相对的，是美国人在效忠誓词里说的one nation under God：一个国家，在上帝之下，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任何党，可以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所以，在1939年8月23日深夜的莫斯科，当苏德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斯大林举杯祝酒。据德方的会谈记录，他说：我知道德国人民多么爱戴他们的元首，所以我提议为他的健康干杯。

条约附有一份秘密议定书，两国瓜分了东欧。一个月后，德军从西边、苏军从东边，先后打进了波兰。1939年9月22日，两国军队在布列斯特举行了一场交接仪式，后人常称之为“联合阅兵”。

还是布列斯特。二十一年前，列宁的政府也是在这座城市，和德意志帝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不同的神：阶级，还是种族

说了这么多相同，现在必须说不同。不说不同，就不公道，也说不清楚。最大的不同，是拜的神不一样。

苏联拜的是“阶级”和“历史”。它的承诺是：消灭剥削阶级，全人类最终获得解放。它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至少在理论上，它是国际主义的，任何民族的人，只要站对了阶级，都可以成为“同志”。

纳粹拜的是“民族”和“种族”。它的承诺是：清除“劣等种族”和“民族的敌人”，让雅利安民族获得“生存空间”。它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生在哪个种族，就决定了你是“民族同志”还是被清除的对象，这一点，你自己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

所以，苏联杀人，是按“阶级成分”杀；纳粹杀人，是按“血统”杀。前者理论上给人留了一扇“改造”的门，虽然这扇门常常是假的；后者连这扇门都没有。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按血统把一个民族从婴儿到老人整体送进毒气室，其工业化的程度和彻底的种族逻辑，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一点，我们在比较中必须承认，也必须尊重。

还有一个不同：两者的神，都说自己是“科学”的，但科学的不太一样。苏联说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规律”；纳粹说的是“种族生物学”“种族卫生学”和优生学。一个拿历史学当神学，一个拿生物学当神学。苏联有李森科，用“无产阶级生物学”打倒遗传学，把遗传学家瓦维洛夫饿死在狱中；纳粹有种族卫生学，用“科学”给屠杀开路。两者是同一种病的两副面孔：理性和科学一旦失去边界，就可以被任何一尊神借去当袍子穿。

还有第三个不同，就是左右之分。纳粹从一开始就以反马克思主义起家，它把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作为第一批犯人送进了集中营；它在上台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保守派精英、军方和一部分大工业家的支持；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冲锋队首领罗姆（Ernst Röhm）等主张“第二次革命”的人被清洗，党内左翼的代表人物施特拉塞（Gregor Strasser）也在同一夜被杀。所以，主流史学一般把纳粹归入“法西斯主义”和极右翼，这有它的道理。

甚至，纳粹还搞过“私有化”。西班牙经济史学者贝尔（Germà Bel）2010年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论文指出：1930年代中期，纳粹政府把一批在大萧条中收归国有的银行、钢铁、造船和航运企业，卖还给了私人。他认为，英文里“私有化”（privatization）这个词，最早就是被用来描述纳粹的这一政策的。

那么，这是不是推翻了前面的结论？

其实不然。卖还给私人的，是产权证；收不回来的，是剩余控制权。纳粹卖企业，一是为了换取大工业家的政治支持，二是为了给扩军筹钱。可是，卖出去的企业，照样要服从价格冻结、外汇管制和“四年计划”。对纳粹来说，产权在谁名下，从来不是要紧事；要紧的是，谁说了算。

反方一：纳粹不是资本家的工具吗？

还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1935年，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给法西斯下了一个经典定义：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恐怖专政。

按照这个说法，纳粹不但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最后挣扎，是资本家手里的工具。

这个看法，有一部分事实依据：确实有一些大资本家，早年出钱支持过希特勒。

最有名的一位，是鲁尔区的钢铁大王蒂森（Fritz Thyssen）。他是纳粹最早的金主之一。可是，到了1939年，他对纳粹的战争政策和对教会、对犹太人的迫害越来越不满，逃出了德国。他在德国的财产被没收。1940年，他在法国落入维希政府手中，被交给德国，先后被关进了萨克森豪森和达豪集中营。后来出版的一本据称根据他的口述写成的书，书名就叫《我资助了希特勒》（I Paid Hitler）。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件事：资本家以为自己在利用纳粹，结果是纳粹在利用资本家。在一个under party的体制里，没有谁能当这个党的主人；资本家最多只能当它的管家，而且是随时可以被撤换、被送进集中营的管家。

反方二：这样比较，是不是在淡化大屠杀？

还有一个更严肃的反驳：把纳粹和苏联相提并论，是不是在淡化纳粹的罪行，特别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这个担心是有来由的。1986年，德国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历史学家诺尔特（Ernst Nolte）发表文章，暗示纳粹的罪行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布尔什维克恐怖的回应，古拉格是奥斯维辛“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先导”。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激烈反驳，认为这是在为纳粹开脱，是用比较来卸责。

我同意哈贝马斯的这一点：比较，不能变成开脱。说苏联也杀了很多人，丝毫不能减轻纳粹的罪；反过来，说纳粹的大屠杀是空前的，也丝毫不能减轻苏联的罪。

但是，比较不等于等同。我们比较这两个体制，不是为了算哪个更坏，给其中一个减刑，而是为了看清它们共同的病根。如果只把纳粹当作一个“德国特有的怪物”，或者只把苏联当作一个“俄国特有的悲剧”，我们就看不见：同样的东西，换一尊神，换一身制服，还会在别的地方长出来。

真正的分界线

讲到这里，可以回答开头那个问题了：纳粹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吗？

我的回答是：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体制，即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支配，那么，两者都是，只是一个走“列宁模式”，一个走“兴登堡模式”。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以阶级解放为目标、以国际主义为旗帜的那套学说，那么，纳粹不是，它恰恰是这套学说的死敌。

哈耶克看透了这一点。1944年，他在英国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扉页上写着一行字：“献给所有党派中的社会主义者。”书中第十二章的标题，就是《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他要提醒当时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你们以为纳粹是你们的反面，可是，你们主张的那套国家计划一切的经济体制，正是纳粹赖以生长的土壤。

所以，左和右，并不是最要紧的分界线。真正的分界线，在另一个地方：权力有没有边界？

拜阶级的，可以把人送进古拉格；拜种族的，可以把人送进奥斯维辛。拜的神不同，可是坐法一样：都是一个党，坐在那个本来不属于任何人的终极位置上，替一个集体思考、计划、裁决，然后要求每一个人交出自己的良心。

我在启蒙系列文章里反复讲一个判断：终极空位必被占据。启蒙拆掉了旧神，留下了一个空的神座。在苏联，坐上去的是“历史”；在纳粹德国，坐上去的是“民族”。神座上的名字不同，神座是同一个。

那么，出路在哪里？不是换一尊更好的神坐上去，而是承认，那个位置，本来就不是给人坐的。

1763年，英国政治家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在议会里说过一段名言，大意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一切权威；屋子也许破旧，屋顶也许摇晃，风可以吹进来，雨可以打进来，但英国国王不能进来。我们可以补一句：阶级不能进，民族也不能进；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只要它要替你的良心做主，它就不能进。

尾声：桥的两头

回到1940年2月布列斯特的那座桥。

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活了下来。1949年，在巴黎一场轰动一时的诽谤案审判中，她出庭作证，向西方世界讲述了苏联劳改营的真相。当时，法国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还不愿意相信，苏联也有集中营。她能作证，是因为她两头都走过。

桥的东头，挂着红旗，喊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桥的西头，挂着卐字旗，喊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两头的人，彼此咒骂对方是人类的公敌。

可是，在那座桥上，他们交接犯人的时候，配合得很默契。因为他们拜的神虽然不同，管人的办法，却是一样的。

参考书目

• 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治下》（Als Gefangene bei Stalin und Hitler，1949）

•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

• 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极权独裁与专制》（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1956）

•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第十二章

• 米塞斯：《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1944）；《人的行为》（Human Action，1949）

• Germà Bel, “Against the Mainstream: Nazi Privatization in 1930s German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3(1), 2010

• Sanford Grossman & Oliver Hart,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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