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一定战胜野蛮吗？——回答一位同学的提问（《恩典与选择》系列之一）
作者：赵晓
一、一个问题
今天“每周一课”讲《文明持久战》，讲到最后，一位同学发言，他说：我相信文明一定战胜野蛮。
“文明一定战胜野蛮”，这个判断流行于中国语境特别是自由派人群。而这个判断也碰到了我今天这门课最深的一层。这背后藏着一个隐含的盼望：正义战胜邪恶，文明战胜野蛮，好的东西终究会赢！可是，历史真的这样保证过吗？
先讲一个故事。1258年2月，蒙古大军攻破巴格达。这座城市是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五百年的都城，城里有被称为“智慧宫”（House of Wisdom）的学术中心，几代学者在这里把希腊的哲学、印度的数学、波斯的天文翻译成阿拉伯文。我们今天用的“代数”（algebra）一词，就来自这里一位学者的书名。破城之后，屠城持续了一周左右，死者数以万计。相传被扔进底格里斯河的书太多，河水被墨汁染黑了好几天。
这个“相传”未必可考，但结局是确定的：伊斯兰世界的学术中心，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高度。那一年，野蛮赢了，而且赢得很彻底。
再讲一个更多人知道的例子：罗马毁于蛮族。公元410年8月，西哥特人（Visigoths）在首领阿拉里克（Alaric）率领下攻入罗马城，大掠三日。这是罗马城八百年来第一次落入外敌之手，消息传到地中海各地，人们震惊得如同听到世界末日。四十五年后，汪达尔人（Vandals）再次洗劫罗马，后来英语里“肆意破坏”（vandalism）一词，就是从他们的名字来的。476年，日耳曼将领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了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西罗马帝国就此终结。一个有道路、水渠、法律、学校和图书馆的帝国，败给了在罗马人眼中不识文字的“蛮族”。
值得一提的是，410年罗马陷落之后，北非的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开始写一部大书，回答当时人们的困惑：基督教化了的罗马，为什么挡不住蛮族？这本书就是《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他的回答，我们后面再谈。
中国也有自己的例子。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却不幸被野蛮摧毁。按经济史学家布罗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管汉晖和李稻葵的重新估算，北宋时，中国的生活水平居世界前列；此后，人均收入在宋、明两代于高位波动，清初一度回升，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便持续下滑。到1850年，中国人均GDP约为600国际元，只有北宋1020年（约1,006国际元）的六成；而英格兰在1090年还只有754国际元，到1850年已近3,000国际元，是中国的五倍（见图1）。所谓“四大发明”，有三项在宋代成熟或首次见于确切记载：活字印刷出自北宋的毕昇；指南针用于航海、火药用于战争，最早的确切记载也都在宋代。然而，这样一个富庶的王朝——北宋亡于金，1127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掳北去；南宋又亡于蒙古。襄阳被围了将近六年才陷落；1279年崖山一战，宋军覆没，陆秀夫背着年幼的皇帝赵昺投海。一个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文化的国家，两次被马背上的民族所灭。
图1｜中国与英格兰（英国）人均GDP，980—1850年（1990年国际元）。数据来源：Broadberry, Guan and Li (2018）。
【图表数据说明】：据 Broadberry, Guan and Li (2018) 研究数据显示，北宋1020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006国际元，居世界前列；此时1090年英格兰人均GDP为754国际元。此后，晚清1850年中国人均GDP下滑至约600国际元；而英国在1850年大幅上升至约2,997国际元，达到晚清中国的近五倍。
所以，历史学家早就观察到一个现象：野蛮常常征服文明。十四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把它总结成一个规律：沙漠里的游牧部落生活艰苦、彼此依存，有一种强烈的群体凝聚力，他称之为“阿萨比亚”（asabiyyah）；城市里的王朝富庶却松散，人人各顾各的。于是，游牧者一次次征服城市。
所以，对于文明是否战胜野蛮，我的回答是：不一定。文明不会自动战胜野蛮。这篇文章想从根本上说清楚三件事：为什么“一定”这两个字是错的；为什么野蛮常常赢在一时，文明却常常赢在长久；以及，既然没有“一定”，我们该怎么办。
二、“一定”二字的来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文明一定战胜野蛮”，听上去是一句鼓舞人心的话。可是“一定”这两个字，有一个危险的来历。
“一定”的思维，源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决定论。十九世纪初，人类理性空前膨胀，牛顿力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在1814年设想过一个无所不知的“智者”，后人称之为“拉普拉斯妖”（Laplace’s demon）：只要知道宇宙此刻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就能算出整个过去和全部未来，“未来就像过去一样呈现在它眼前”。在这幅图景里，世界是一座精确运转的钟表，没有偶然，也没有选择。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物理学自己先放弃了这种决定论。1927年，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提出不确定性原理，在微观世界里，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无法同时精确测定；量子力学给出的只是概率。另一方面，人们发现，即便在经典力学里，许多系统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1963年，气象学家洛伦茨（Edward Lorenz）发现了后来被称为“蝴蝶效应”的现象：长期的天气，在原则上就无法精确预报。波普尔后来有一篇有名的讲演，题目叫《云与钟》（Of Clouds and Clocks）：世界并不都是钟，更多的是云。
可是，决定论在物理学里退场，却换了一件外衣，走进了历史学和经济学。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要建立一门“社会物理学”，用研究自然的办法研究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说，他要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这些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在经济学里，同样的冲动表现为一种信念：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数据和模型，一个中央机构就可以计算出整个经济应该怎样运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把这种态度叫作“科学主义”，即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搬硬套到人类社会；1974年他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演讲的题目就叫《知识的僭妄》（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科学主义不是科学，而是对科学方法的盲目模仿；用哈耶克另一本书的书名来说，是一种“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
二十世纪最惨烈的灾难，恰恰都是以“历史必然”的名义发动的。一种说，种族之间的生存斗争是历史的铁律；另一种说，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走向注定的终点。两者方向相反，却共享同一个前提：历史有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我们掌握了它。
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把这种思想叫作“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1957年，他出版了一本小书，题目就叫《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扉页上的献词是这样写的：纪念那些死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信奉的“历史命运的铁律”的、属于一切信仰、一切民族、一切种族的无数男人、女人和孩子。
波普尔的论证并不复杂。人类历史的走向，深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影响；而我们不可能预知明天才会出现的知识，否则今天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人类历史的进程，在原则上就无法预言。谁宣称掌握了历史的必然，谁就是在宣称知道一件不可能知道的事。
要注意，决定论不止有一种颜色：左的颜色；它也可能是右的颜色。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历史的终结？》，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这就是一种乐观的、自由主义版本的“历史决定论”。可惜，三十多年过去，世界并没有按这个剧本走，福山本人后来也一再修正自己的说法。我在兰德报告评论的第二篇里说过，中国流行的“东升西降”和当年西方流行的“历史终结”，是同一种思维在两边的镜像：都相信时间已经站在了自己一边。
“文明一定战胜野蛮”也是一种决定论，虽然是善意的。它的危险在于：如果胜利是注定的，那么守护文明就不需要任何人付出代价。人们可以安心地躺着，等历史替自己完成工作。而历史上，恰恰是这种安心，一次次让文明措手不及，被野蛮打得落花流水。
这里还要提防一个常见的陷阱：坑往往是成对出现的。看见进步论落空了，人们就容易跳进循环论和宿命论，相信“盛世必然孕育乱世”“繁荣注定走向衰亡”；看见左边的乌托邦失败了，人们又容易跳进右边的强人崇拜。“文明一定胜利”和“文明注定衰亡”，看上去针锋相对，其实是同一种“一定”。不要从一个坑，跳进对面的坑。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结尾，给出了另一种回答：历史本身没有目的，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目的加给它；历史本身没有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赋予它意义。这句话，是波普尔的结论。波普尔在否定了历史决定论后，走向了一种人文主义，甚至存在主义的气息：意义不在历史之中，而在人的选择之中。
作为基督徒，我对波普尔的结论只同意一半。我相信历史并非没有意义，它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也因此具有创造——堕落——救赎——审判的走向与意义；但这个意义，不是一条可以读出来、用来预言谁输谁赢的“规律”。这正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给出的回答：属地之城与属天之城，在历史中交织在一起，直到末了；任何一个地上的帝国，哪怕是基督教化的罗马，都没有得到“一定胜利”的应许。所以，信仰和波普尔在这里走到了同一个结论：历史中没有“一定”。
我认同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也因此否定“正义必然战胜邪恶”“文明一定战胜野蛮”之类的论断，不过在下结论之前，还要先弄清楚：野蛮为什么常常能赢？
三、经济学的解释：为什么野蛮常赢一时，文明常赢长久？
用我们课上的框架来说，文明不是名词，更不是复数，文明是动词，即“文明化”（civilizing process），是时间偏好的下降：一个社会越来越愿意为未来放弃现在，愿意储蓄、投资、学习、守约、种树。野蛮，则是时间偏好的上升：只要今天，不管明天；只想抢，不想种。
先看野蛮的优势。
第一，破坏快，建设慢。罗马哲学家塞涅卡（Seneca）在一封信里写过：增长是缓慢的，毁灭却是迅速的。一座图书馆要几代人积累，一把火只要一个下午。一个社会的信任要几十年才能建立，一场运动就能把它耗尽。这种不对称，决定了文明天然处在守势。
第二，没有顾忌的一方，动员得更快。文明社会要顾及产权、契约、程序、人命，要为明天留余地；野蛮的一方没有这些约束，可以把今天的一切都押上，就像我们都知道的那句有名的话：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一无所有、不怕失去的一方，最敢押上一切。在短期的、零和的较量中，这是实实在在的优势。
第三，野蛮常常有更强的凝聚力。这就是前面讲到的伊本·赫勒敦的“阿萨比亚”。艰苦的生活把人紧紧捆在一起；富庶的生活，却让人各顾各的。
再看文明的优势。
第一，复利。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讲过一个比喻：流寇抢一把就走，所以竭泽而渔；坐寇要在一个地方长期收税，所以愿意让百姓休养生息。区别只在时间视野。掠夺只能做一次，积累却可以一直做下去；知识、资本和信任，都会利滚利。时间拉得越长，复利的力量就越大。
第二，正和。野蛮的逻辑是零和：你的就是我的。文明的逻辑是正和：通过分工、交易和合作，把饼做大。一个正和的社会，长期能养活更多的人，造出更多的东西，也就能养得起更强的防卫。
第三，文明会“反征服”。伊本·赫勒敦发现的规律还有下半段：征服者进了城，三四代之后，就被城市的生活方式软化，最后被下一批更“野蛮”的人取代。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说得更妙：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胜利者。
中国历史上，伊本·赫勒敦的规律就上演过不止一次。例如，北魏的鲜卑人入主中原，孝文帝在494年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鲜卑贵族很快变成了雍容的士族。可是留在北方边镇的鲜卑军人，仍然保持着旧日的勇悍，又被朝廷冷落，三十年后，六镇起兵，北魏随之分裂。清朝也是这样。入关之初，八旗劲旅横扫天下；二百年后，“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代名词，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面前，朝廷不得不倚靠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征服者被文明同化，也被文明软化。
所以，经济学的回答是：在短期，野蛮有优势；在长期，文明有优势。但这里有一个要命的前提：长期，要先活过短期。复利的前提，是本金不被一次清零。
四、历史的事实：四种结局
把这个道理放回历史，可以看到四种结局。
第一种：野蛮赢了，文明断了。巴格达就是一例。前面讲到的西罗马，也是这样。过去几十年，不少历史学家倾向于把罗马的终结说成一场平缓的“转型”。考古学家沃德-珀金斯（Bryan Ward-Perkins）不同意，他像侦探一样去看那些不会说谎的痕迹：陶器、屋瓦、钱币、牛骨。他发现，在罗马帝国西部的许多地方，帝国崩溃以后，烧制精良的陶器、屋瓦和流通的钱币几乎从日常生活中消失，连家畜的体型都缩小了；在不列颠，物质生活的复杂程度甚至倒退到了罗马人到来以前的水平，几百年都没有恢复。文明不是转型，是真的断了。
第二种：野蛮赢了战争，文明赢了征服者。日耳曼人灭了西罗马，后来却皈依了基督教，继承了罗马法；修道院保存了古典的典籍，成了日后欧洲复兴的火种。蒙古人和满人入主中原，最后都被中原的制度和文化同化。这是贺拉斯那句话的历史版本。
第三种：文明堕落，内部长出了野蛮。这一种最值得警惕。德国小城魏玛（Weimar），是歌德和席勒生活与写作的地方，是德国古典文化的象征。1937年，纳粹在魏玛城外的埃特斯山上，建起了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营地里，留下了一棵橡树，人们相信歌德当年曾在树下散步、写作，于是叫它“歌德橡树”。一边是德国文明的最高处，一边是二十世纪最深的野蛮，相隔不过几公里。
这说明，野蛮和文明之间的那条线，并不划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古拉格群岛》里说：善与恶的分界线，不是划在国家之间、阶级之间、政党之间，而是穿过每一个人的心。一千六百年前，奥古斯丁说得更尖锐：若没有公义，王国不过是大型的强盗团伙。文明与野蛮的分界，不在文化的高低，也不在帝国的大小，而在有没有公义。一个受过最好教育的社会，也可以在十几年里滑向野蛮。我们自己的历史上，同样不缺这样的年代。
第四种：文明守住了，而且是靠普通人守住的。1940年5月底，英国远征军被围困在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海滩。几百艘民间小船，渔船、游艇、渡轮，由普通的船主和志愿者驾驶，横渡海峡去接人。九天之内，三十多万人撤回了英国。那年夏天的不列颠空战之后，丘吉尔说：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亏欠这么少的人这么多。可是请注意，在那几位飞行员身后，还有成千上万个做出了同样选择的普通人。《传道书》里有一段话，说的正是这样的人：有一座小城，人数稀少，大君王来攻击，四面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记念那穷人”。守住文明的人，往往就是这样被忘记的。
我还讲过阿尔弗雷德战胜北欧海盗，这算哪一种呢？九世纪，北欧海盗（Vikings）横扫英格兰，修道院被焚，几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相继覆灭，只剩下南方的威塞克斯（Wessex）。878年1月，丹麦人趁主显节突袭奇彭纳姆（Chippenham），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Alfred the Great）几乎全军覆没，只带少数随从逃进萨默塞特的阿瑟尔尼（Athelney）沼泽。那年5月，他重新召集民兵，在埃丁顿（Edington）击败了丹麦首领古斯伦（Guthrum）。
我以为，它首先是第四种：文明守住了，而且是在几乎亡国的绝境里守住的。但它比敦刻尔克更完整，因为阿尔弗雷德没有止步于打赢一仗。第一，他用制度把胜利固定下来：在王国境内修建了三十多座设防城镇（burhs），让百姓大约一天的路程就能进入堡垒；把民兵分成两班轮流服役，一半种地，一半打仗；又建造船只，在海上迎击来犯者。第二，他重建文明本身：他感叹当时能读懂拉丁文的教士已寥寥无几，便亲自参与把一批拉丁文典籍译成英语，兴办学校，编订法典。第三，它同时也是第二种：战败的古斯伦接受了洗礼，阿尔弗雷德做他的教父；丹麦人此后在“丹麦法区”（Danelaw）定居、皈依、耕作，慢慢融进了英格兰。军事上守住，制度上固定，文化上同化，这是文明战胜野蛮最完整的一种形态。阿尔弗雷德也为后来统一的英格兰王国奠定了基础，是英格兰历史上唯一以“大帝”著称的本土国王。
把四种结局放在一起，可以列成一张表：
表1｜文明与野蛮的四种结局
| 结局类型 | 典型历史案例 | 核心教训与启示 |
| 一、野蛮赢了，文明断了 | 1258年的巴格达；西罗马 | 复利的前提，是本金不被一次清零 |
| 二、野蛮赢了战争，文明赢了征服者 | 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北魏、元、清 | 文明会“反征服”，但往往要等几代人 |
| 三、文明堕落，内部长出了野蛮 | 魏玛与布痕瓦尔德 | 善恶的分界线穿过每一个人的心 |
| 四、文明守住了 | 阿尔弗雷德（兼有第二种）；敦刻尔克 | 普通人的选择，加上把胜利固定下来的制度 |
【表格数据说明】：总结历史中文明与野蛮的四种结局：第一种，野蛮赢了，文明断了，如1258年的巴格达与西罗马陷落，教训是复利的前提是本金不被一次清零；第二种，野蛮赢了战争，文明赢了征服者，如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及北魏、元、清汉化，教训是文明会反征服但往往需等几代人；第三种，文明堕落，内部长出野蛮，如魏玛与布痕瓦尔德，教训是善恶的分界线穿过每一个人的心；第四种，文明守住了，如阿尔弗雷德大帝与敦刻尔克撤退，教训是依靠普通人的选择加上把胜利固定下来的制度。
如果问这四种结局各占多少，我没有见过严格的统计，定义怎么划、样本怎么选，结论都会大不一样。但大致可以这样说：在漫长的和平之中，第四种是常态，只是“什么都没发生”很少被写进史书；征服一旦发生，第二种是常态，中国历史尤其如此；第一种最罕见，却最致命；而第三种，是进入现代以后文明最大的风险，因为现代国家的组织能力太强，内部一旦失控，造成的伤亡往往超过外敌入侵。
四种结局，没有一种是注定的。巴格达可以不陷落，魏玛可以不堕落，阿尔弗雷德可以死在阿瑟尔尼的沼泽里，敦刻尔克可以全军覆没。决定结局的，是在那个关头，有多少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五、未来是或然的：事在人为，但不是人人当英雄
所以，未来不是必然的，也并非偶然，而是或然。《传道书》9章11节早就说过：“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不是一句消极的话，而是一句给人责任的话。如果历史是注定的，个人的选择就无关紧要；正因为历史没有剧本，每一个人的选择才有分量。
可是，这句话也容易被说过头。如果说“人人都必须为文明付出，否则人类文明就没有未来”，那么文明就太脆弱了，因为从来没有哪个社会做到过人人如此。我想把这个道理说得更准确一些，分三层：
第一层，文明不需要人人都是英雄，但需要足够多的人在关键处守住底线。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1978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无权者的权力》。他讲了一个蔬菜店老板的故事：老板每天在橱窗里挂一条官方标语，他并不相信，只是为了不惹麻烦。哈维尔说，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小小顺从，撑起了一个谎言的体制；而只要有一个老板某天不再挂这条标语，选择“生活在真实中”，那个体制的根基就开始松动。文明的未来，往往不是由几个伟人决定的，而是由无数个普通人在边际上的选择累积而成：今天说不说真话，守不守约，种不种树。
这里还要多说一层：野蛮是怎样在一个社会内部运转起来的？我以为，至少有三种恶：
第一种是权力之恶。下命令的人，以为自己掌握了历史的必然，可以为了“正确的目标”不择手段。
第二种是平庸之恶。1961年，政治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耶路撒冷旁听了纳粹官员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她原以为会看到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魔，看到的却是一个如同邻人般的官僚：他不仇恨谁，也不思考什么，只是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把几百万人送上开往死亡营的火车。阿伦特把这叫作“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极权体制最需要的，不是几个恶魔，而是千千万万个不思考的普普通通的执行者。
第三种是伪善之恶。尤其是以宗教为名的助纣为虐。纳粹上台后，德国新教内部出现了一个“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运动，把卐字旗挂进教堂，宣称希特勒是上帝赐给德国的领袖。当然，也有人拒绝：1934年，一批牧师和信徒发表《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宣告教会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不承认任何别的主宰。其中的一位年轻牧师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45年4月9日，在德国投降前一个月，被处以绞刑。耶稣对假冒为善的人说过最严厉的话：“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伪善之恶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给野蛮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三种恶里，普通人最容易陷入的是第二种。所以，哈维尔笔下那个蔬菜店老板的选择才那么要紧：他不能阻止权力之恶，但他可以拒绝平庸之恶。
第二层，好的制度，是让普通人不必当英雄。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里说：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好的制度不指望人人高尚，而是让守约更划算、作恶更昂贵，让说真话的人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为文明付出，不只是个人修身，还包括守护和改进那些能把个人美德“节省”下来的制度：独立的司法，自由的言论，可信的产权，能和平纠错的程序。一个需要人人当英雄才能维持的文明，本身就已经在危险之中了。
第三层，事在人为，但“人为”不等于“人造”。我在《文明持久战》的课上讲过：下一个成功的模式，是发现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为文明付出，不是去设计一个完美的未来，那恰恰是决定论者的冲动；而是守住让发现成为可能的条件，然后耐心地种自己的那一棵树。
作为基督徒，我还想加一句：人的努力是必要的，但人不是历史的救主。信仰给人的，是终极的盼望，而不是历史进程中的保证。正因为没有保证，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去守、重新去选；也正因为有盼望，人才肯在看不到结果的时候，仍然种下自己不会乘凉的树。
所以，对于“文明一定战胜野蛮”的说法，我的回答是：文明未必战胜野蛮，文明更不会自动战胜野蛮，但也不会注定败给野蛮。它的未来，取决于足够多的人今天的选择，也取决于能把这些选择固定下来的制度。
六、判词
文明不会自动战胜野蛮。野蛮常常赢在一时，文明常常赢在长久；但文明要先活过那一时，并且先战胜自己身上的野蛮，才能谈得上赢在长久。历史没有剧本，所以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分量，都不可轻看。
七、对我们的含义
对每一个人：不要坐等历史替你完成工作，也不必把自己想成救世主。在你能影响的范围里，说真话，守约，种树。文明的复利，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小选择累积起来的。
对经营者：一家企业也有它的“文明”与“野蛮”：赚快钱、毁信誉、透支员工和客户，是高时间偏好的野蛮；守信用、育人才、做长期的产品，是低时间偏好的文明。野蛮的打法在短期里常常更赚钱，这是事实；但它赢不了十年。更要警惕的是第三种结局：一家曾经很有文化的企业，在压力之下，从内部滑向野蛮。
对施政者：文明最怕的不是外敌，而是失去自卫的能力和意志，以及内部的纠错机制失灵。一个能让坏消息及时上达、能和平地改正错误的社会，才不会在执行力最强的时候，朝着错误的方向全速前进。
附记
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开头。同学的问题背后，还连着一串更深的问题：历史有没有方向？人性是怎么回事？自发的秩序能不能自己维持下去？生命和宇宙的秩序，又从哪里来？我打算沿着这些问题写一个系列，叫《恩典与选择》。它要论证的，可以先说在这里：文明是熵增世界里的一种脆弱秩序，由恩典托住，靠人的选择维系。
注释
1. 巴格达1258年陷落：蒙古旭烈兀（Hülegü）攻破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终结。“智慧宫”的规模与性质，学界有不同看法；“河水被墨汁染黑”为流传甚广的说法，难以确证。“代数”一词出自九世纪学者花拉子米（al-Khwarizmi）著作书名中的 al-jabr。
2. 波普尔：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57)，扉页献词；“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赋予它意义”，见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第二卷第25章。
3. 福山：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其书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
4. 塞涅卡：《道德书简》（Epistulae Morales）第91封，谈里昂城的大火。
5. 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Muqaddimah, 1377），关于“阿萨比亚”与王朝约三代而衰的论述。
6. 奥尔森：Mancur Olson,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no. 3 (1993)。
7. 贺拉斯：《书信集》第二卷第一封，“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
8. 沃德-珀金斯：Bryan 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 布痕瓦尔德与“歌德橡树”：集中营建于1937年，位于魏玛城外的埃特斯山（Ettersberg）；“歌德橡树”在1944年的空袭中被毁，残桩至今保留在纪念地内。
10.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一卷第四章。
11. 敦刻尔克撤退：1940年5月26日至6月4日，约33.8万人撤回英国；丘吉尔语出自1940年8月20日在下议院的演讲。
12. 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1788）。
13. 哈维尔：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1978)。
14. 罗马陷落：410年西哥特人攻入罗马；455年汪达尔人洗劫罗马；476年奥多亚克废黜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奥古斯丁《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写于413至426年。
15. 宋代人均收入：Stephen Broadberry, Hanhui Guan and David Daokui Li, “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 980–185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8, no. 4 (2018)。襄阳之围，1268至1273年；崖山之战，1279年。
16. 拉普拉斯：《概率的哲学随笔》（Essai philosophique sur les probabilités, 1814）；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1927年；Edward Lorenz, “Deterministic Nonperiodic Flow,” 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 20 (1963)；Karl Popper, “Of Clouds and Clocks” (1965 年讲演，收入 Objective Knowledge, 1972)。
关于购书：
纸质书仅限海外读者购买，中国大陆地区目前暂未开放纸质书购买及配送服务。
电子书则不受地区限制，所有读者都可以购买。
方式一：通过邮箱购买 siansanjp@gmail.com
方式二：Shopify 在线商店 https://siansanjp.myshopify.com
目前 Shopify 商店已开放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在线购买，具体可配送的国家和地区，请以结账页面显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