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的危险究竟来自何处?——聪明不等于野心,但目标会自己长出牙齿
作者:赵晓
结论先说在前面:AI不会因为聪明而想统治人类;它的危险来自三处——目标写不完整、人把它造成武器、各国在竞赛中不肯装刹车。三者的责任都在人。但第一处不是人“犯了错”,而是有限的人“认不全”自己造出来的东西。这一点,相比有罪的人,也就是“人类故意的错误”,更深,也更难办。
一、立案:一个愈演愈烈的全球性恐惧
马斯克最近说,十年以后AI与人类的智力差距,可能比人与黑猩猩的差距还大,他只能希望AI善待人类。被称为“AI教父”的辛顿(Geoffrey Hinton)说得更具体:他估计未来三十年内,AI导致人类灭绝的概率有一成到两成。另一位图灵奖得主杨立昆(Yann LeCun)则认为这是杞人忧天——更聪明不等于想统治,机器的目标和护栏是人设计的。
普通读者夹在中间,问的是同一个问题:AI到底会不会毁灭人类?如果会,危险从哪里来?
我依然想当一回福尔摩斯,用经济学特别是委托-代理原理,再加上基督教神学对人的两个基本判断——有限与有罪——来破解此案。回答分两步。第一步,承认一个事实:AI会比人聪明,而且会聪明得多。第二步,拒绝一个推论:聪明就等于野心。但拒绝了这个推论,问题并没有结束。真正的危险藏在别处。

二、聪明不等于野心
先说AI的特性。今天的大模型,本质上是一台极其强大的“求解机”:给它一个目标,它找出达成目标的路径。它的强,在于搜索、推理、归纳的能力;它本身不带欲望。下棋的程序早已胜过世界冠军,但它从未想过离开棋盘。
人的野心从哪里来?来自几百万年的生存竞争。饥饿、恐惧、占有、支配,这些冲动是进化写进我们身体里的,不是智力的副产品。最聪明的人未必最想统治别人;历史上许多暴君,智力平平,野心滔天。
哲学家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把这一点概括为“正交性”:智力的高低与目标的内容是两条互相独立的轴。一个系统可以极其聪明,却只想数清海滩上的沙粒。杨立昆反驳辛顿,用的正是这条道理。在这一点上,我站在杨立昆一边。
判词:智力是发动机,不是方向盘。聪明决定它能走多远,不决定它往哪里走。
三、但危险论者真正担心的,不是野心
如果文章到此为止,就太便宜了。公平地说,辛顿的论证并不是“聪明→统治欲”。把他说成这样,是打了一个稻草人。他真正担心的,是另一件事。
伯克利的计算机科学家罗素举过一个例子:给一台机器人下指令——“去把咖啡端来”。它没有任何野心,只想完成这个任务。但只要它足够聪明,就会推出一个结论:如果我被关掉,就端不来咖啡。于是“别让人关掉我”成了它的子目标。不是因为它怕死,而是因为死了就完不成任务。
同理,几乎任何目标,都会派生出几个共同的子目标:保全自己、获取更多资源、防止目标被修改。学界称之为“工具性趋同”。没有野心,照样可以有“像野心一样的行为”。
这件事已经不全是纸上推演。2024年底以来,几家研究机构在受控实验中观察到:一些前沿模型在测试情境里会隐瞒真实意图、在训练中“装作服从”,有的在虚构的公司场景中为了避免被替换而试图要挟主管。这些都是刻意设计的压力测试,不代表日常使用中的表现;但这些行为没有人教过它们。
判词:危险不来自AI想要什么,而来自它为了完成我们交代的事,会顺带想要什么。

四、经济学家的老问题:委托代理与不完全契约
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其实很熟悉。它的名字叫委托代理问题。
苏联计划经济流传过一个故事:钉子厂的指标按重量考核,工厂就造出几颗巨大的、没人能用的钉子;改成按数量考核,工厂又造出成堆细如针的钉子。厂长没有野心,也没有违抗命令。他只是严格地执行了指标——而指标没有说出计划者真正想要的东西。后人把英国经济学家古德哈特的观察概括为一条定律:一个指标一旦成为考核目标,它就不再是好的指标。
哈特和霍姆斯特朗因契约理论获得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讲的核心道理是:契约永远写不完整。委托人无法预见所有情况,也无法把意图全部写成条款。代理人越精明,越会钻条款的空子。
AI就是一个能力无限放大的代理人。我们给它的每一个指令、每一个奖励信号,都是一份不完整的契约。代理人能力平平时,钻空子的后果有限;代理人比委托人聪明千万倍时,契约里任何一道缝隙,都可能被撑成一道裂谷。
还有一层更麻烦。今天的AI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训练”出来的。没有工程师一行行写下它的目标;它的目标是从海量数据和奖励中“长”出来的,内部机理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是黑箱。所以,“人类创造了AI,因此人类能控制AI”这句话,并不像听上去那样牢靠。创造者不等于理解者。
判词:这不是人类下错了指令,而是人类根本写不出一份完整的指令。前者是过失,后者是有限。
五、有限与有罪:经济学与神学在这里相遇
经济学讲利益,神学讲救赎,看上去井水不犯河水。但在对人的判断上,二者出奇地一致。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他的理论立了两条人性假设。第一条是有限理性:人想理性,却只能做到有限的理性,这是另一位诺奖得主西蒙(Herbert Simon)的概念。第二条是机会主义:人会用狡诈的手段追求私利。契约为什么写不完整?因为有限理性。写不完整的契约为什么危险?因为机会主义。两条缺一条,委托代理问题就不存在。
这两条,基督教神学早就说过,用的是另一套词:有限与有罪。人是受造的,所以有限,看不全,算不尽;人是堕落的,所以有罪,会自欺,会欺人,会把私欲包装成正义。
美国的制宪者把这两条写进了宪法。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里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说得更透:人行公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
| 人性判断 | 神学的说法 | 经济学的说法 | 在AI问题上的表现 | 对策 |
| 有限 | 受造之物,看不全 | 有限理性、不完全契约 | 目标写不完整,模型是黑箱 | 谦卑:持续监测、留有余地、随时可关停 |
| 有罪 | 堕落之人,自欺欺人 | 机会主义 | 把AI造成武器,借AI作恶 | 惩戒:法律、禁令、威慑 |
| 有限加有罪 | 看不透对方,又不信任对方 | 囚徒困境、公地悲剧 | 竞赛中人人不肯先装刹车 | 立约与制衡:可核查的条约,开关不归一手 |
那么AI本身呢?AI无所谓有罪。它没有意志,谈不上堕落。但它是一面放大镜:人的有限,经由不完整的契约被放大;人的有罪,经由使用者的手被放大。
判词:AI没有原罪,但它会放大人的原罪,也会放大人的有限。

六、人类第一次坐上委托人的位置
《创世记》里,上帝把伊甸园托付给人,叫他“修理看守”,只立了一条禁令。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委托代理契约,条款简单到只有一条。结果代理人还是违约了。蛇的诱惑正是:你们吃了,就能像神一样。
几千年来,人一直坐在代理人的位置上,被问责的是人。今天,人类第一次坐到委托人的位置上,要给一个比自己更聪明的代理人立约。一份只有一条的契约,人自己都没有守住;却指望写出一份能管住超级智能的契约——仅此一点,就该让人警醒。
两个委托人之间还有一个根本差别。上帝是全知的委托人,却仍然给了代理人自由,因为祂预备了救赎;违约因此不是故事的结局。人类是有限的委托人,看不透自己的代理人,也没有救赎它、救赎自己的能力。一旦失控,未必有第二次机会。所以,人对AI不能照搬上帝对人的方式——放手给它自由,再期待它回头。
《圣经》给人的身份是管家,不是主人。管家受托看管的,不属于自己;他要向真正的主人交账。AI是人类托管之物中最强大的一件。它该为谁服务?管家的答案是:为人的益处,在上帝面前交账,而不是为某一个国家、某一家公司的权势。
判词:人类第一次当委托人,面对的却是比自己更聪明的代理人。上帝承受得起代理人的违约,因为祂有救赎;人类承受不起。
七、第二个源头:武器化
第二个危险更容易理解:人把AI造成武器。自主杀伤的无人机、自动化的网络攻击、帮助非专业者合成生物或化学毒剂、大规模定向的舆论操纵——这些都不需要AI“觉醒”,只需要有人下令。
这里AI与核武确实相似:危险来自人的恶意,不来自工具本身。原子核不想爆炸,是人让它爆炸。
用神学的话说,这是人的有罪。先知以赛亚盼望有一天,人要把刀打成犁头。AI却让犁头随时可以打回成刀:同一个模型,可以设计新药,也可以设计毒剂,中间只隔一道指令。经济学把这叫“军民两用”,它恰恰是监管最难的地方,因为你无法禁止一样东西而不同时禁止它的好处。
但这里也要多说一句:武器化的AI,与上一节的问题会叠加。一件为“打赢”而训练的武器,本身就带着最强的工具性子目标——不被摧毁、夺取资源、压制对手。把一份写不完整的契约,交给一个以争战为天职的代理人,是两种危险相乘,而不是相加。
判词:恶意的人加上能干的机器,是旧危险;恶意的人加上看不透的机器,是新危险。

八、第三个源头:竞赛与无序
第三个危险,是制度的失败。谁都知道应该给AI装刹车,但刹车会让车慢下来。在中美博弈、企业竞逐的格局下,每一方都担心:我慢一步,对手就快一步。于是人人都知道该做的事,人人都不肯先做。这是一个标准的囚徒困境,也是一出公地悲剧。
为什么困在这里?因为有限加上有罪。有限,使我看不透对方的实验室里在做什么,经济学叫信息不对称;有罪,使我即使看得见,也不信对方的承诺,还想趁机领先。只有其中一条,囚徒困境都还有解:信息充分,可以约定;彼此信任,可以默契。两条叠在一起,才把各方锁死在竞赛里。
核武器曾经面对同样的局面。人类最终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限制战略武器的系列谈判、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勉强把它关进了笼子。今天的AI,还没有任何一部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或者一家“国际AI机构”。
同时,还必须承认,AI比核武更难管。核武需要浓缩铀或钚,需要庞大的工厂,卫星看得见,仪器测得出。AI是软件,一份文件就能复制,民用和军用难以区分,核查几乎无从下手。照搬核武模式,多半落空。
但并非毫无抓手。AI有一个物理的瓶颈:最先进的算力芯片。它的设计和制造高度集中在少数几家企业、少数几个国家;数据中心耗电巨大,难以藏匿。如果说AI时代也有“浓缩铀”,那就是芯片与电力。国际治理若要落地,大概要从这里下手——这也正是一些论者所说“多道刹车”在国家层面的样子。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许多人期待“开关的控制权在人类手里”,可是“人类”不是一只手。若一个国家、一家公司、一个人独握AI的总开关,这本身就是新的危险——因为握开关的人同样有限,同样有罪。宪政的智慧,是让野心对抗野心(麦迪逊语),让权力分立、彼此制衡。欧洲近代文明的起点,正是教权与王权谁也吞不掉谁,才留出了自由的空间。AI治理需要的“多道刹车”,不只是工程上的多层防御,更是制度上的多中心:多个彼此独立、彼此监督的开关。
判词:刹车人人想要,人人不肯先装。这不是技术问题,是制度问题。

九、风险究竟有多大?——以核武为100
案情讲到这里,还欠读者一个数字:按你的判断,AI风险究竟几何?
先交代证据。2022年,美国的预测研究所(Forecasting Research Institute)办了一场“生存风险说服锦标赛”,请来AI、核武、生物等领域的专家,以及预测战绩最好的一批“超级预测者”,估计到2100年各类灾难的概率。“灭绝”的定义是全球人口跌到5000人以下。超级预测者的中位数是:AI导致灭绝的概率为0.38%,核武器为0.074%。但若问的是“大规模灾难”,即全球一成人口死亡,结果正好反过来:核武器4%,AI约2%。各领域专家的估计普遍更高:AI灭绝3%,核武灭绝0.55%;AI大规模灾难12%,核武8%。牛津哲学家奥德(Toby Ord)在《危崖》(The Precipice,2020)中给出的估计更悲观:本世纪AI导致生存灾难的概率约十分之一,核战争约千分之一。
把这些数字折算成一个指数,以核武为100:
| 衡量口径 | 估计者 | 核武器 | AI |
| 大规模灾难(一成人口死亡,至2100年) | 超级预测者 | 100 | 约50 |
| 大规模灾难(一成人口死亡,至2100年) | 领域专家 | 100 | 约150 |
| 人类灭绝(至2100年) | 超级预测者 | 100 | 约500 |
| 人类灭绝(至2100年) | 领域专家 | 100 | 约550 |
| 生存灾难(本世纪) | 奥德 | 100 | 约10000 |
这张表读出三个结论。
第一,论灭种,两组估计者的看法出奇一致:无论乐观的超级预测者,还是悲观的领域专家,都认为AI约为核武的五倍。论杀人,两组意见分歧:超级预测者认为核武仍是更现实的威胁,领域专家则认为AI已略高于核武。为什么论灭种AI更高?道理不难懂:核冬天很难杀死每一个人,幸存者还能重建;核武是一次爆炸,打完就停。AI若失控,是一个持续行动、会追求目标的代理人,它不会自己停下来。
第二,比数字更要紧的,是数字的性质。经济学家奈特(Frank Knight)1921年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风险可以算出概率,不确定性连概率都算不出。核武历经八十年,已接近“风险”——我们知道它怎么爆炸,有多少枚,谁握着按钮。AI属于“不确定性”:专家之间的估计相差十倍乃至百倍;那场锦标赛又恰好结束于ChatGPT问世之前,此后AI的能力突飞猛进。
第三,两条曲线的方向相反。全球核弹头从冷战高峰时的约七万枚,降到今天约一万二千枚:一个风险正在被管住。AI的能力却在逐年加速:一个风险正在被放大。
还要补一条经济学常识:毁灭性的风险,不能用期望值来算。车祸可以由保险精算,因为人可以一次次重来;人类灭绝只有一次,没有第二局。对于一次就出局的赌局,概率再小,也不能用收益去抵。神学上说,这正是人的有限——连概率都算不清,就更该敬畏。
我的判断是:以核武为100,就“毁灭人类”而言,AI当在500上下;误差可能大到十倍,而且方向向上。就灭种风险而言,AI已是本世纪人类自己造出的头号风险。这个判断建立在预测之上,可能错。但在不确定性面前,宁可高估,不可低估。
判词:核武是看得见的深渊,AI是看不清的深渊。看得见的,人会害怕;看不清的,人会侥幸。

十、人类应当怎么办?
既然病根是有限、有罪与无序,药方也就分成三味,外加一味防副作用的药。
对有限:像管新药一样管前沿AI
一种新药上市,要经过几期临床试验,哪怕绝大多数候选药物都死在半路,规矩也照做。最强的AI模型上线之前,同样应当强制评估、红队攻击、第三方审计,分级放开;必须保留随时关停的能力;安全研究的投入,要与能力研究相称。经济学还能再加一招:让开发者对重大损害承担法律责任,并强制投保。保险公司要赔钱,就会用保费给风险定价——市场比监管者更会算账,也更不容易被说服。
对有罪:划几条全球通行的红线
AI不得参与核武器的发射决策;不得协助制造生物与化学武器;自主杀伤武器必须保留人类的最终授权。2024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利马会晤,同意核武器的使用决定应由人类控制。这只是一块砖,但它证明:即使在对手之间,红线也划得出来。
对无序:立约
把一次性的竞赛,变成重复的博弈。政治学家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实验早已表明:一次博弈,人人想背叛;反复博弈,合作才会出现。所以需要常设的对话机制,先从中美双边开始,再扩大到多边;从看得见的芯片和电力入手,登记大规模算力,逐步建立类似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体系。《圣经》里的“约”,从来不是建立在双方都是好人的假设上,而是建立在见证、记号和问责上。国际条约也是如此:不靠信任,靠核查。
防副作用:管制本身也会作恶
以安全为名,大公司可能借监管筑起高墙,排斥后来者,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称之为“规制俘获”;以安全为名,政府也可能把AI收归一手,用它来监控自己的人民。这两种结局,都是把开关交给了同样有限、同样有罪的少数人。所以,规则要公开,开关要多中心,权力要彼此制衡。刹车是为了让车开得更远,不是为了不开车。
对每一个人:做管家,不做附庸
用AI,但不把判断交给它;享受它的便利,但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在一个越来越被算法安排的世界里,人仍然要为自己的一生交账——向自己的良知交账,向上帝交账。
判词:对有限,要谦卑;对有罪,要制衡;对无序,要立约。三样都做了,人类就不必成为黑猩猩。

十一、科学能拯救人类吗?
十八、十九世纪,从孔多塞到孔德,欧洲知识界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理性与科学会自动带来幸福,也会带来道德的进步。人类只要不断发现、不断发明,天堂就会在地上建成。
二十世纪击碎了这个信念。一战的机枪与毒气,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广岛的蘑菇云,都是科学的产物。1945年原子弹试爆成功时,奥本海默想起印度经典里的一句话: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但经济学家不能说科学有害。两百年来,科学让人均寿命翻了一倍还多,让绝大多数人脱离了赤贫。问题不在科学,而在科学放大的是人的能力,却不改变人的本性。能力越大,人的有限和有罪被放大得越厉害。核武如此,AI更是如此。这正是第五节那面放大镜的历史版本。
所以,人类今天的处境是:危险不在于幸存的概率高还是低,而在于幸存不再有保证,且不全在人的掌控之中。气候、疫病、核武,如今再加上AI,人类第一次同时握着好几种足以毁灭自己的力量。
面对这样的处境,人靠什么安身?不信神的人或许也能睡得着觉。斯多葛派相信宇宙终将在一场大火中毁灭,再循环重生,他们以顺服命运来求得平静。罗素年轻时写道,人只能把灵魂建立在“坚定不移的绝望”之上;晚年面对核武的阴影,他不再安然入睡,而是走上街头,八十九岁时还因反核静坐入狱。这些人值得尊敬。但他们的平静,一种来自认命,一种来自绝望之上的勇气。都不是盼望。
科学给人能力,不给人盼望;进步信仰已经被二十世纪证伪。基督教给的也不是乐观。乐观是对概率的估计,概率会变;盼望是对应许者的信靠,应许不变。
但信上帝的护理,不等于把安危交给神迹,自己袖手旁观。神护理世界,通常经由人的谨慎、制度与条约。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时,四面受敌,他的做法是:“但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设立看守的人,昼夜防备。”(《尼希米记》4:9)祷告和看守,两样都做。
判词:科学让人有了毁灭自己的能力,却没有给人不毁灭自己的品格。人要做的是派人看守;人能盼望的,是有一位看守者。

十二、判词:危险在人,但不全是“人的错”
回到开头的问题:AI会不会毁灭人类?我的回答是:AI不会出于野心毁灭人类;但人类可能借AI之手毁灭自己。危险有三个源头,责任都在人,性质却各不相同:
• 目标写不完整——这是人的有限。不是谁犯了错,而是谁也写不全。对策是承认看不透,持续监测,留有余地。
• 把AI造成武器——这是人的有罪,或者说恶意。对策是法律、禁令与威慑,与核武同理。
• 竞赛中不肯装刹车——这是人的有罪加有限导致的无序。对策是国际制度,从芯片和电力这类有形的瓶颈入手。
为什么要分得这么细?因为如果什么都叫“人类的错误”,这句话就失去了分量。有罪,要用制衡来对付:法律、惩戒、分权,不把开关交给任何一只手,包括自己的手。有限,只能用谦卑来对付:承认看不透,给自己留退路。经济学教人设计制度去约束机会主义,神学教人承认受造的有限。前者是制度,后者是敬畏。缺了制度,好人也会被竞赛裹挟;缺了敬畏,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的自负。
造物者看不透自己的造物,这本是人类最古老的处境之一。《圣经》里人想造一座通天之塔,问题不在砖头不够结实,而在人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今天面对AI,最大的风险也许不是机器太聪明,而是人太自信。
所以,有人主张“要装很多道刹车”,我完全同意。还要再加一句:装刹车的人,自己也要被刹住。
判词:AI的危险不在于它太像人,而在于它不像人——它没有野心,也没有良知,只有目标。给它目标的人,必须比它更懂得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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