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账，一杆秤——回应兰德报告系列之三
作者：赵晓
一、一位省委书记的三个指标
2007年3月，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在一次晚宴上，同美国驻华大使雷德（Clark Randt）谈起辽宁的经济。据后来公开的美国外交电报记载，他说，GDP数字是“人造的”，仅供参考；他自己判断经济冷暖，主要看三个指标：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
三年后，这份电报被公之于众，英国《经济学人》据此编了一个“克强指数”。从此，这三个指标成了中外经济学家观察中国经济的常用工具。
这个故事之所以值得讲，不在于它揭示了统计数字的水分，那是许多人早已心知肚明的事；而在于它示范了一种方法。一位身处体制核心、手握全部官方数据的地方大员，并不直接相信报表，而是去找那些不容易被修饰的痕迹：电表在转，火车在跑，银行在放款。这正是侦探的方法。福尔摩斯从不相信嫌疑人的口供，他相信泥点、烟灰和鞋底的磨损。
读兰德报告的第三章，也需要这种方法。这一章题为“双方的处境与走向”，是全报告数字最密集的部分。两国的账本摊开在桌上：增速、债务、人口、生产率、制造业、财政。对这一章，大多数转述都在做加减法，算谁的账更好看。侦探要问的是另外几个问题：这些账可信吗？记账的人用的是不是同一杆秤？账本上记下了什么，又有什么根本记不进账本？
二、兰德怎么说：两本账
先看中国的账。
兰德的判断是，中国增长的放缓不是因为容易纠正的政策失误，而是因为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因素。增速从1980到2012年的约10%，降到2013到2019年的7%，2020年以来约5%，许多预测认为2025年后会降到3%到4%，甚至低至2%。房地产曾占GDP近三成，如今的缓慢崩塌，同时伤及居民储蓄、地方财政和增长动力；青年失业率常被报道在20%以上；新增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被认为已经是负数。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从2000年代的约3%降到此后十年的略高于1%。
人口是最长的一张账单。2022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人口当年开始减少，2023年减少两百万；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10年的约十亿降到2035年的约八亿；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中国总人口可能降至6.33亿。抚养比将在2046年超过欧洲，2064年超过日本，2085年达到109%，届时65岁以上的人口将多于15到64岁的人口。兰德说，中国正在“未富先老”。
图3｜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收缩。数据来源：兰德报告第24–25页（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
债务方面，非金融部门信贷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约125%升至2025年的292%以上，比负债沉重的美国还高出约40个百分点。不过兰德也指出，中国的债务大多是内债，高储蓄形成的巨额存款可以用来应急，近期不一定会引发危机。
再看美国的账。
美国疫情后的增速接近3%，2019到2024年经济累计增长8%，是欧盟的两倍、日本的十倍；生产率出人意料地回升；按名义美元计，美国经济仍占全球约26%。但兰德说，美国也站在一个“转折点”上，有三件事最为严重。
第一是债务。按现行政策，美国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到2054年可能达到170%到190%。有一项详细评估认为，从2023年算起，美国大约只有二十年的窗口期可以采取行动，过了这个窗口，无论加多少税、减多少支出，都无法避免某种形式的违约。2024年，美国的国债利息支出达到8800亿美元，超过了85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扣除专门用于社会保障的税收，利息已占联邦其余收入的约四分之一，到2034年将超过30%。
图4｜美国国债利息占联邦非社保收入的比重。数据来源：兰德报告第29–30页
第二是政治与制度的停滞。行政与管理职能在医疗、教育等领域急剧膨胀，美国的基础设施成本远高于多数国家，大型工程严重超期超支；全国层面则受困于现代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极化。
第三是关键制造业的衰退。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21年的11.3%降到2024年的10.2%，二十年间制造企业减少两成以上。但兰德也提醒，不要夸大衰退：美国制造业产出仍居世界第二，超过德国、日本和韩国的总和，每名劳动者创造的制造业增加值远远领先中国。衰退只是定向的，集中在太阳能电池、电池、消费电子、机床和造船等领域。
最后，兰德把两本账合在一起，给出一个总的判断：两国都在接近各自默认模式的极限，都面临社会老龄化、债务膨胀、官僚过度扩张，以及社会的疏离与痛苦；未来十年竞争的走向，取决于哪一方能更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尤其是找到持续增长的新配方。
三、第一条线索：谁敢把坏消息写在首页
侦探首先要问的，是账本的可信度。
兰德在引用中国数据时，留了不少保留意见。它说，中国的经济数据质量很差，很可能为了支持官方说法而有所偏差。在一条注释里，它转引了用卫星观测夜间灯光来估算经济的研究，称官方数据可能把1992到2013年间的增长夸大了最多60%。但我顺着注释追到源头，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马丁内斯（Luis Martínez）用184个国家的夜间灯光数据发现，威权国家平均把年度增长夸大了约35%，但他并没有单独给出中国的估计；“60%”这个数字，在原始研究里找不到出处。同样用夜间灯光，另一组经济学家却发现，中国的增长未必被高估，某些年份甚至可能被低估。迄今最扎实的估算来自谢长泰等学者，他们用不易造假的增值税数据重算，发现2008到2016年间官方增速每年约高估1.7个百分点，到2016年底，中国经济的规模大约被高估了12%。原因不在中央统计部门，而在地方官员完成增长目标的激励。在谈到人口时，兰德又提到，有学者认为官方人口数字多年来也被高估了。
这个数字的旅程本身就是一条线索：一个粗略的推算，经过几道转述，进了一份交给国防部的报告。侦探要提防的，不只是被审查的账本，还有审查者手里的放大镜。
这其实就是“克强指数”的现代版：当报表不可尽信，人们只好去数夜里的灯光。
可是请注意美国那本账的来源。880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2054年170%以上的债务率、到2049年利息将是国防开支两倍的预测，这些最刺眼的数字，大多来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和美国本国的智库。换句话说，美国最可怕的那些账，是美国人自己算出来、自己公布出来的。
这里藏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不对称。一本账敢不敢把坏消息写在首页，本身就是一项资产，而且是一项不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优质信用资产。坏消息能够被测量、被公开、被争论，才有可能被纠正。一个体制若需要别人从太空里数灯光来估算它的真实状况，那么它的问题就不只是数字有水分，而是纠错的第一步，也就是看清问题，已经被堵住了。
公平地说，美国的统计也并非完美，数据修订、口径争议时常发生；中国的统计近年也在改进。但两者在这一点上的差距是结构性的：一边是坏消息有制度化的上行通道，一边是好消息有制度化的激励。这一点，可能比任何一个具体数字都更能说明两本账的长期走向。
四、第二条线索：兰德手里是不是一杆秤
第二个问题，要问记账的人自己。
本系列一直强调“两杆秤”的纪律：称两个国家，必须用同一杆秤。兰德在这一章里大体做到了，它对两国都列出了债务、制度和社会的病灶，也都给出了反证和保留。但细读它的措辞，仍能发现秤杆有轻微的倾斜。
写中国的放缓，兰德用的词是“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容易纠正的政策失误”；写美国的前景，它说只要采取一些“聪明的经济政策”、释放“一点点”潜力，美国的增速就可能在未来十年接近中国。写中国的债务，它强调对长期增长的威胁；写美国的经济，它用了“顽强的、富有韧性的活力”这样的赞语。
这些判断未必错，但它们透露出一个隐含的假设：美国的问题是可以靠政策修好的，中国的问题是体制里长出来的。这个假设，恰恰是整场竞争的核心问题，兰德却把它当成了前提。
侦探在这里不必替任何一方辩护，只需要把这个假设挑出来，摆到桌面上。在我看来，美国的债务同样是结构性的：老龄化推高的社会保障与医疗支出、两党都不愿触碰的税制，都不是“一点点聪明的政策”可以化解的；兰德自己引用的那项评估说，窗口期只剩二十年左右。反过来，中国的人口与债务固然难解，但一个能在十年里把新能源汽车做到全球七成产量的经济体，也不能简单地说它一定没有自我调整的能力。
所以，读兰德的账本，要打一个折扣：对美国的乐观打一点折，对中国的悲观也打一点折。剩下的部分，才是两国真实的处境：两个都背着沉重账单、都在寻找新活法的大国。
五、第三条线索：账本记不下的东西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账本上记不下什么？
不妨回到1979年。那一年的夏天，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1%，加油站前排起长队，伊朗危机正在酝酿。7月15日，卡特总统发表了一篇后来被称为“信心危机”的电视讲话。他说，美国面临的威胁几乎是看不见的，那是一场信心的危机，它打击的是国家意志的心脏、灵魂和精神。
如果那一年有人编一本美国的账，账上会写满坏消息：滞胀、能源依赖、生产率停滞、越战与水门之后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几乎没有哪本账会预言，十年之后美国将迎来一场持续二十年的繁荣，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将从加州的车库里长出来。
反过来，同样在1980年代末，日本的账本无比漂亮，几乎每一项指标都在领先。可是账本记不下的东西，比如金融体制能否在泡沫破裂后迅速出清坏账，企业能否在新技术面前放下旧的成功，后来决定了此后三十年的走向。
账本记录的是存量和速度：欠了多少，跑得多快。它记不下的，是一个体制的修复速度：犯了错之后多久能改，跌倒之后靠什么爬起来。前者是体温，后者是免疫力。体温计可以告诉你今天发不发烧，却不能告诉你这个人能不能挺过一场大病。
有意思的是，兰德自己在这一章的末尾已经碰到了这个问题。它说，未来十年竞争的走向，取决于哪一方能更有效地应对挑战，找到增长的新配方。可是“更有效地应对”这种能力，恰恰不在它的任何一张图表里。它还说，两国都面临社会疏离与痛苦，美国人对主要机构失去信任、信息环境碎裂，中国年轻人则以“内卷”形容一种只向内消耗、没有真正进步的生活。这些都是体温，不是免疫力。1979年卡特所说的“信心危机”，和兰德所说的“疏离与痛苦”，说的是同一类病；而美国那一次是怎么好起来的，账本上找不到答案。
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本系列第六篇，专门讨论“意义危机”时再回答。
六、判词
账本告诉你谁在消耗，不告诉你谁能更新。看一个国家，不只看它欠了多少，更要看它敢不敢把欠账写在首页。
兰德的第三章，是全报告最扎实的一章。它的数据大体可靠，它对两国的病灶都没有讳言，它的结论也克制：这不是一场权力转移，而是两个都背着沉重账单的大国，在比谁先找到新的活法。
但账本有它的边界。两国都在消耗：一个消耗财政的未来，一个消耗人口的未来；一个在制度的僵化中失血，一个在体制的集中中失去弹性。消耗的速度可以计算，更新的能力却只能观察。而观察的第一个线索，就是一个体制敢不敢让人看清它自己。
七、对决策者的含义
对经营者。读两本账，要读出各自的长期风险。美国这本账的风险，集中在财政与利率：债务与利息的螺旋一旦失控，冲击会通过美元和全球利率传导到每一个市场，这是一个十年尺度的慢变量，但不能当作不存在。中国这本账的风险，集中在人口与内需：劳动人口的收缩和房地产的出清，意味着国内需求的长期疲软，押注国内消费快速扩张的商业计划要格外谨慎；同时，以出口消化产能的模式会持续引发贸易摩擦，出海的企业要把“关税与壁垒常态化”写进经营假设。
对施政者。兰德对中国新模式的判断是，以高技术制造业带动生产率的路径，依然离不开不断扩大的出口顺差，而这要求其他国家接受一轮又一轮冲击本国制造业的“中国冲击”，终将招致反弹。这个判断可以商榷，但它点出的问题是真实的：增长的新配方，最终要落在本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上，而不能长期依赖他国的忍耐、拱手让出市场。此外，第一条线索也许是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一项改革：让数字可信，让坏消息能够上行。一个敢于看清自己的体制，才谈得上纠正自己。
下一篇，我们将进入科技这本账：中国在74项关键技术中的66项研究上领先，这意味着什么，又不意味着什么。
注释
本文所引兰德报告，均据英文原文：Michael J. Mazarr et al.,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RR-A4254-2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6)。页码为报告正文页码。
- 中国增速的变化，见第19页；关于中国经济数据质量的保留意见，见第20页；卫星灯光研究“最多夸大60%”与“夸大三分之一”两种说法，见第三章注58（第84页），兰德转引自《外交事务》与《金融时报》的文章。原始研究见 Luis R. Martínez,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the Dictator’s GDP Growth Estim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30, no. 10 (2022)；相反的发现见 John Clark, Maxim Pinkovskiy, and Xavier Sala-i-Martin, “China’s GDP Growth May Be Understated,”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税收数据的估算见 Wei Chen, Xilu Chen, Chang-Tai Hsieh, and Zheng Song, “A Forensic Examin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Account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9)。
- 关于增长放缓源于“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因素”、房地产、青年失业、基础设施回报与全要素生产率，见第23–24页。
- 人口与抚养比数据、“未富先老”，以及人口数字可能被高估的说法，见第24–25页。
- 中国债务数据及“近期不一定引发危机”的判断，见第26页。
- “内卷”的引述，见第27页；中国新增长模式及其依赖出口的判断，见第27–28页、第31页。
- 美国的增长、生产率与全球占比，见第28页；债务、二十年窗口期、利息超过国防开支，见第29页；利息占联邦收入比重、制度停滞与政治极化、制造业，见第30页；社会疏离，见第30–31页。
- 两国“接近默认模式的极限”、共同面对的老龄化、债务、官僚过度扩张与社会疏离，以及“取决于哪一方更有效地应对”，见第31–32页。
- 李克强与雷德大使的谈话，见2007年3月美国驻华使馆电报，2010年经维基解密公开；“克强指数”由《经济学人》于2010年提出。
- 卡特总统1979年7月15日的电视讲话，通称“信心危机”讲话。引语为作者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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