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鸦片

《“赛先生”的另一面——五四没讲完的那一课》番外之三：为什么最聪明的人，最容易中毒？

作者：赵晓

在之二《历史没有剧本》里，我们拆了历史决定论：波普尔说，未来的知识无法预测，所以历史无法预言；哈耶克说，分散的知识，任何计划者都收集不全；我又加了一条：人心，算不出来。

可是，拆完以后，有一个问题一直留在我心里：这么容易拆的东西，为什么当年信它的，偏偏是最聪明的那一群人？

信历史决定论最虔诚的，往往不是农民，不是工人，而是教授、作家、记者和大学生。一个理论，越是被聪明人追捧，就越显得可信；可历史告诉我们，聪明人集体中毒、上瘾的时候，代价也最大。

这篇番外，就来谈谈这口让聪明人上瘾的“鸦片”。

两种鸦片

1843年底到1844年初，青年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完整的一段是这样的：“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意思是，老百姓因为现实太苦，只能靠宗教的虚幻天国来麻痹自己。

一百多年后，1955年，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书名一看就知道，是把马克思的话原样奉还：您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您的学说，就是知识分子的鸦片。

阿隆极其犀利地指出：在“上帝死了”的现代社会，人心里那个属于神的位置，并没有空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决定论，恰恰顶替了上去，成了一种“世俗宗教”，而且是专门提供给知识分子的“新型鸦片”。

萨特与阿隆

要读懂这本书，得先认识阿隆的一位老同学：萨特（Jean-Paul Sartre）。两个人同年出生，都是1905年；年轻时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同学，一度是好朋友。后来，萨特成了二十世纪最耀眼的明星知识分子，存在主义的旗手，走到哪里都有一群青年围着；阿隆却选择了一条冷清的路：认真读经济学，认真看数据，认真地说一些不讨人喜欢的真话。

1954年，萨特访问苏联回来，接受报纸采访，说了一句后来让他很难堪的话：在苏联，批评的自由是完全的。那正是古拉格还关着无数人的年代。

阿隆则在第二年出版了《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一拆解左派知识分子的迷思。结果呢？在当时巴黎的知识界，阿隆被很多人看成不合时宜的“右派”；萨特却如日中天。当年巴黎的青年中流传着一句话：“宁可跟萨特一起犯错，也不跟阿隆一起正确。”

各位，这句话值得多读两遍。它说的不是知识，而是偏执；不是逻辑，而是归属。跟着萨特错，至少是站在“进步”的一边，站在人多的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就是鸦片的味道。

几十年以后，历史给出了判决。苏联解体，档案打开，阿隆说的，大体都对了。今天法国人回头看，承认阿隆的人越来越多。可是，那一代被鸦片麻醉的青年，已经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一尊假神。

三重毒性

这口鸦片，到底毒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对知识分子至少有三重毒性。

第一，提供“全知全能”的幻觉。知识分子天生有一种“解释一切”的智力冲动，稍不留神，就成了智力狂妄。历史决定论提供了一套包罗万象的公式，让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历史的终极密码，满足了他们扮演“先知”和“社会总设计师”的虚荣心。

第二，麻痹对现实灾难的痛感。鸦片的作用是止痛。阿隆在序言里有一句名言，说这些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点毫不留情，对以正确的主义之名犯下的最大罪行，却宽容有加”。一旦吸食了“历史必然性”和“走向完美乌托邦”的鸦片，他们对现实中发生的大清洗、大饥荒和人道灾难，就渐渐麻木了。他们会说：“这是历史前进必须付出的代价。”“打碎鸡蛋，才能做蛋卷。”

第三，制造不能碰的神话。阿隆在书的第一部分，专门剖析了三个政治神话：“左派的神话”：“左”不仅是一个政治方位，更成了一种宗教式的“历史正确”，站在左边，就自动站在了善的一边。

“革命的神话”：革命不再是为了改善现实，而是热爱“砸烂一切”的宗教式高潮。“革命”因此变成了一场神圣的、充满浪漫色彩的暴力洗礼。

“无产阶级的神话”：许多知识分子真正关心的，未必是现实中工人的死活，而是借用“无产阶级”这个他们眼中神圣的抽象概念，来论证自己掌握了历史终极真理。

这些概念，一旦脱离了经验事实，就变成了不能质疑的宗教教条。

所以，那些自诩为最讲科学、最讲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是躲在“赛先生”的外衣下，供奉着三尊碰不得的“神像”：代表绝对正确的“左派”，代表末日洗礼的“革命”，以及代表救世主的“无产阶级”。

为什么偏偏是知识分子？

现在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最聪明的人，最容易上瘾？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知识分子以思想为业，最受不了“不知道”。普通人可以说：世界太复杂，我搞不懂，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知识分子却总想找到一把钥匙，一把能打开一切的钥匙。历史决定论，恰好递上了这把万能钥匙。

第二，知识分子最需要意义。老百姓的意义，在家庭、在劳作、在邻里、在教会。知识分子离开了信仰以后，心里空出的不是一大块，而是一个黑洞；“推动历史前进”的使命感，恰好填补了这个空。阿隆说它是“世俗宗教”，一点都不夸张：它有先知，有经典，有选民，有末世，有天堂，还有异端。

第三，也是最隐秘的一条：它给知识分子权力。如果历史有规律，而规律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才看得懂，那么，谁来替大家安排未来？当然是看得懂规律的人。柏拉图梦想的“哲学王”，就这样换了一身行头回来了。

哈耶克在1949年写过一篇文章，叫《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他发现，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主要不是靠工人，而是靠知识分子：教师、记者、作家、评论员。他把这些人称为“二手思想贩子”。他们未必是原创思想家，却决定了一个社会流行什么观念。一种观念，一旦俘获了这一群人，用不了一代人的时间，就能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

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1953年出版的《被禁锢的头脑》里，讲过一个比喻。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写过一部小说，里面有一种神奇的药丸，叫“穆尔提-丙药丸”。人吃下去，就会变得平静、愉快，一切烦恼和怀疑都烟消云散，从此对什么都能接受。米沃什说，战后东欧的许多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吞下了这颗药丸。

鸦片也好，药丸也好，说的是同一件事：它不是强迫你相信，而是让你心甘情愿，甚至如释重负地相信。

五四的那一口

这口鸦片，中国人也吸过，而且是从五四开始的。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北京大学的李大钊连写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几年之内，五四时期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一批知识分子，有不少转向了历史决定论。理由很简单：它自称是“科学的”。

我们在开篇讲过，五四请来了两位先生，后来两位先生都被抬上了神坛。赛先生被抬上神坛以后，最先借着他的名义走进中国思想界的，正是这口鸦片：“科学的”历史规律。

有意思的是，也有人在晚年醒了过来。陈独秀，五四的旗手，后来又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到了晚年，经历了被开除、坐牢、看着斯大林的大清洗，在1940年前后写给朋友的信里，重新思考民主问题。他认为，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东西，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无论在哪一种制度下，都是不能丢掉的。

一个吸过鸦片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说出了戒毒的话。只是，中国为这口鸦片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了。

鸦片，不分左右

讲到这里，我要说句公道话。阿隆批评的，主要是当年的左派知识分子。可是，鸦片本身，不分左右。

任何一种学说，只要它宣称自己掌握了历史的全部剧本，宣称“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宣称为了那个光明的终点，眼前的代价都可以忽略，它就是同一种鸦片。极端的民族主义可以是， “科技将解决一切问题”的技术乌托邦也可以是。今天有人说，有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社会终于可以“精准计划”了。各位，这话听着耳熟吗？兰格在1967年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这也是我在开篇说的：五四的问题，没有左右之分。左右都可以吸这口鸦片，因为鸦片满足的，是人心深处同一个渴望。

那个最古老的诱惑

那个渴望是什么？

回到伊甸园那棵分别善恶树下。蛇对人类祖先抛出的诱惑是：“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人要像神一样全知，像神一样分辨善恶，像神一样掌控未来。这条绵延了几千年的原罪之线，它结出的最庞大、最苦涩的恶果之一，就长在了启蒙运动以来，那些妄图用“理性”和“规律”取代上帝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

知识分子的鸦片，说到底，是用一套貌似科学的宏大词汇，包装了一个最古老的宗教剧本。它让知识分子在虚幻的“上帝视角”中，彻底迷失了理性的谦卑；最终，把通向地狱的道路，当成了通向天堂的阶梯。

怎样戒毒？

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最后，写了一段很动人的话，大意是：如果宽容生于怀疑，那么，就让我们教人去怀疑那些模式和乌托邦，去拒绝那些救赎的先知和灾难的预言家。如果怀疑论者能扑灭狂热，那就让我们呼唤怀疑论者的到来吧。

我很敬重阿隆。不过，作为基督徒，我想往前再走一步。

单靠怀疑，戒不了这口鸦片。因为人心里那个属于神的位置，不会一直空着。把一尊假神请下去，如果没有真神住进来，过不了多久，又会有新的假神坐上去。加尔文说得好：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不信真神的问题从来不是不信，而是什么都可能信。这一百年，我们已经看了太多回。

真正的解药，不是什么都不信，而是信对了。

《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一个敬畏神的人，知道自己不是神。他可以研究历史，却不敢宣布历史的终点；他可以设计制度，却会在制度里给人的罪留出防备；他可以有远大的理想，却不会为了理想，把眼前活生生的人当成代价。

知识分子，不是先知，更不是神。知识分子最好的位置，是守望者：守望真理，守望良心，守望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尊严。

最后，说一句心里话。我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写这篇文章，我照的第一面镜子，是我自己。

PS：本文为《“赛先生”的另一面——五四没讲完的那一课》系列番外之三，部分内容原为之二《历史没有剧本》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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