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借明天的钱——消费贷款萎缩、社保追缴与信用蒸发

作者：赵晓

据《经济学人》报道，今年9月，中国消费者短期贷款同比减少8.3%，创有纪录以来最大跌幅；8月消费贷款余额降至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数字：银行打包出售的不良消费贷款，成交价格从2021年初约为面值的三成，跌到今年初的约5%。

一头是民众不敢借，一头是银行不敢贷。政府补贴银行降息，又出手整顿暴力催收，可钱就是流不动。这病象，其症究竟是什么？

一、借贷，就是借明天的钱

借钱消费，本质上是把明天的收入拿到今天来用。一个人敢借，是因为他相信明天的收入靠得住；一家银行敢贷，是因为它相信明天的钱收得回。所以借贷这件事，双方赌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未来是否可信。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霍尔有一个经典结论：人按一生的收入预期来花钱。当人们对一生的收入预期下调，他们不仅少花，还会提前还贷、拒绝借贷，把杠杆从自己身上卸下来。楼市低迷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深的原因，是人们不再确定十年后的自己，还能不能还得起今天借的钱。

有人会说，家庭减少负债未必是坏事，提前还贷也是一种审慎。这话不错。但要分清两种“不借”：一种是出于从容的审慎，一种是出于恐惧的收缩。前者是健康的财务选择；后者是对未来投下的不信任票。当消费贷款以创纪录的速度萎缩，而同时节假日人均消费也在下降，我们看到的显然是后一种。

中文里，“信贷”的“信”，就是信用。信贷萎缩，归根结底是信用在萎缩。

二、催收的悖论：暴力退场之后，谁来执行契约？

报道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催收新规。过去，部分催收公司靠“软暴力”讨债：一天几百个电话轰炸，骚扰亲友，通知雇主，半夜登门。今年8月起，全国性新规出台：每天致电不得超过6次，不得联络家人朋友，不得半夜登门。

这些规定是对的，而且早就该有。债务人也是人，欠钱不等于丧失尊严，更不等于可以被恐吓。可是，新规出台之后，不良贷款更难卖了，银行更不敢放贷了。为什么？

因为过去在相当程度上，是暴力在替代法治执行契约。法院执行难、程序慢、成本高，于是借贷市场自发地长出了一套灰色的“执行机制”。现在把这套灰色机制拿掉，是进步；但如果没有一套正当、高效、可预期的法律机制补上来，契约就失去了执行的手段，债权就变成了一张废纸。不良债权从三成跌到半成，就是市场对“欠钱能否追回”这个问题投出的票。

用暴力执行契约是野蛮，没有手段执行契约是失序。文明的办法只有一个：法治。

三、缺的是哪一块制度？

文明社会处理个人债务，靠的是两样东西。

一是可靠的司法执行：借钱要还，赖账要付出代价；而且这个代价由法院来施加，不由打手来施加。

二是个人破产制度：真正还不起的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清理债务、重新开始；而不是被逼到绝境，也不是一走了之。两者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信用体系：守信的人受保护，失信的人受约束，不幸的人有出路。

中国目前没有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只有深圳等地的试点。于是，一边是越来越多还不上钱的人，一边是越来越不敢放钱的银行；中间缺的，正是这块让信用重新流动起来的制度。

四、最大的那张“远期支票”

还有一个更大的借贷关系，常常被人忽略：社保。

社保本质上是国家与每一个劳动者之间的一份远期契约：你今天缴钱，国家承诺在你年老、生病、失业时兑付。它是全社会金额最大、期限最长的一笔“借明天的钱”，只不过这一次，借钱的是国家，出借的是百姓。

这份契约的条款，近来却在不断变化。

领取年龄在推迟；最低缴费年限将从2030年起由十五年逐步提高到二十年；各地社平工资上调带动缴费基数上调，费率未变，实缴却在增加；税务、个税与社保数据联通之后，企业过去少缴、按最低基数缴的旧账，随时可能被翻出来。网上流传的“全国统一倒查十年”，目前并没有看到正式文件可以坐实；但社保欠费追缴缺乏一个清晰、统一、让企业安心的年限上限，这一点却是真实的。

这背后有一个财政转向。据财政部数据，今年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下降，上半年同比降幅超过三成；与此同时，个人所得税保持两位数增长。卖地的钱少了，征管的手就伸向了工资单。过去，土地财政时代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与就业，对企业少缴社保相当宽容；如今财政吃紧，昨天的宽容就变成了今天的追缴。

社保当然需要有人缴，企业依法为员工参保也是劳动者应有的权利。问题不在“该不该缴”，而在两点。其一是时点：在订单萎缩、收入停滞的时候加重刚性缴费，效果近似于在萧条中加税，首先压垮的是小店、小厂和灵活就业者，而他们正是消费的毛细血管。其二是可预期性：规则若在经济好时放松、经济差时收紧，旧账可以不设期限地重新清算，那它就不是稳定预期的边界，而是随财政需要收紧的绳索。这与黄奇帆一事揭示的道理如出一辙：懂规矩换不来安全，因为规矩会变。

把这一节与前面连起来看，答案就清楚了。当全社会最大的那张远期支票，兑付条件不断改变，缴纳条件不断加码，人们怎么还敢借明天的钱？他们只会把每一分钱攥在手里，为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晚年做准备。消费贷款创纪录的萎缩，与其说是消费者胆小，不如说是一个理性的回应。

国家是全社会最大的“借明天的钱”的人。它的远期支票一旦变得不可信，所有人都不敢再借明天的钱。

五、判词

降息救不了信用，补贴救不了信用，追缴更救不了信用。信用只能靠可信的未来、可执行的契约和有出路的失败来重建。民众不敢借明天的钱，是因为明天不可信；银行不敢借钱给明天，是因为契约不可执；而国家那张最大的远期支票条款一变再变，又让所有人对明天更加没有把握。三头的“不敢”，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一个社会敢不敢借明天的钱，取决于它的明天是否可信、它的契约是否可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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